“1962年3月7日下午，你们总算到了！”窗外还飘着细雪，毛泽东拿着热茶，先对刚推门进来的毛岸青和张少华笑着说道。年轻夫妻一路风尘，神情却掩不住喜悦，北京城的早春因此多了一抹暖色。

那一年，毛岸青已四十出头。几年前，他还时常徘徊在医院长廊，脑疾反复，医生摇头。病友暗地里称他为“沉默的俄文翻译”，却不知道面前这个病人承受着多少战火与离别——1937年跟兄长岸英远赴苏联，1950年失去兄长，随后脑病陡转。苏联专家束手无策，刘思齐给毛泽东写信时说：“他太孤单，想回家。”于是，一张回国的车票改变了命运的走向。

1958年，刘思齐带着同母异父的小妹张少华去大连看望岸青。三人初见，没有客套，聊的是北大食堂红烧肉的味道、莫斯科冬夜的电车，倒像多年好友。刘思齐后来笑说：“我当时就觉得，他们俩八成要成事。”果然，1961年夏天，岸青和少华写信向父亲请示：“想在大连结婚，可行否？”毛泽东批了一个字：“善。”紧接着，他把张文秋请到身边，只问一句：“孩子愿意，你怎么看？”张文秋点头，这门亲事便定了。

婚礼极简单，一束百合，两枚戒指，军区小礼堂摆了十几张桌。岸青当晚拉着少华说：“我没什么可给你的，日后只能多带你去看看世界。”少华笑答：“先把你的老家走一趟再说。”这句半开玩笑的话，成了次年春天来京探亲的伏笔。

回到1962年的中南海，屋里气氛轻松。毛泽东关心完儿子的病情，忽然调转话题：“新媳妇得认门，乡里乡亲好久没见我这个三儿子，你们该回韶山。”岸青略显腼腆：“正打算同您请假。”一句话让父子心意相通。

对岸青来说，韶山意味着儿时的山茶、稻田，也意味着母亲杨开慧殉难后立下的简陋墓碑。1931年的那个春天，他七岁，跟着岸英和岸龙在板仓土坡上扶着石碑，眼泪止不住。三十一年过去，兄弟俩早已阴阳两隔，能陪他重返旧地的却是新婚妻子。毛泽东听完，沉默几秒，只轻轻一句：“去吧。”

5月初，长沙车站人声鼎沸。岸青、少华、还有改名刘松林的刘思齐一起下车，舅舅杨开智来接。小轿车颠簸进板仓，山坡的杜鹃花依旧灿烂。扫墓时，岸青凝望碑石，低声道：“妈妈，我带儿媳来看您了。”杨开智擦了擦眼角，他记得当年开慧牺牲时，这个孩子在稻草棚里哭得直打嗝。

韶山老屋保留着当年风貌，泥墙瓦顶，门楣上仍挂着“毛氏宗祠”小匾。乡亲们听说岸青回来了，抢着提米酒、捧鸡蛋，话匣子打开就收不住：“你父亲小时候下田犁地，犁不直，挨了你爷爷两鞭子呢！”少华一边听，一边在本子上速记：“这些都得带回去讲给爸听。”夜里篱笆院里点着松油火把，青蛙声此起彼伏，岸青倚门长叹：“好像做梦。”

短暂团聚后，夫妻俩返回北京，毛泽东正在开会，仍抽空与他们合影。照片里，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，身后墙上挂满书法条幅，四个年轻人笑得纯粹。摄影师记得，最后一张快门按下时，毛泽东说：“回韶山见了老乡，就算重新长了一次根。”

婚后第二年，岸青前往军事科学院工作，少华在大连师院毕业后调回北京，笔名“邵华”开始出现在几家报刊。1965年，毛泽东批示开办国防科委外文资料室，岸青被借调，俄文功底派上用场。病症并未彻底痊愈，却因工作充实而少有复发。

1970年，48岁的岸青第一次当父亲。毛泽东听到消息，亲笔写信：“小家伙叫新宇，可好？”名字里透着对新中国的期待。产房外，岸青握着妻子的手，半真半假地学鲁迅：“我五十岁，他一岁。”少华打趣：“可别指望你写《呐喊》。”两口子笑作一团，护士都被逗得合不拢嘴。

之后十余年，毛岸青隔三差五带家人回韶山，扫墓、访友、看稻田，连滴水洞都要走上一遭。每回坐火车离开，少华都说：“这地方让你呼吸顺畅。”岸青点头，薄薄雾气里有故土的青草味。

进入九十年代，身体状况起伏，医生叮嘱戒烟戒酒。1995年春节前，他仍执意回乡。那晚乡亲设宴，他举杯只抿一口，慢慢放下：“解馋就行，医生的话不能不听。”老朋友李伯公拍肩：“你还是当年的毛家伢子，笑容没变。”岸青也笑，这一笑让皱纹全开，却掩不住满足。

遗憾的是，后来健康每况愈下，再无长途旅程。张少华常带毛新宇回韶山，把乡亲的问候、老屋的变化都写成长信念给丈夫。信纸边角有茶渍，字迹却工工整整。岸青读完，总要轻声念一句：“家门，我认过了，也记住了。”

时光滚滚，1962年春日那场“认家门”的叮嘱已过去整整六十年。照片留住的，是父子难得的相聚，亦是一代人深埋心底的乡愁。